“整个童年是扭曲的”
新京报：接下来就天天去偷东西?
哈里克：嗯。一睁眼就是“任务”，刚开始每天要偷够5000块，后来是一万块。如果没偷够的话就会挨打。
新京报：偷东西时会被人发现吗?
哈里克：经常被发现，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有人发现后追着我们打骂，也有的人很好，说“你们还这么小，不要偷东西了”之类的。
新京报：当时想过求助吗?
哈里克：怎么不想，几乎天天想。但每次偷东西，买买提就在不远处监视着。我们偷东西都是开一辆面包车，小孩到街上，老板在车里。我试过逃跑，但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没钱，根本无处可逃，被抓回来打得更狠。
新京报：不能报警吗?
哈里克：那些年，除了被偷的人，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警察。我刚到东莞时一句汉语也不会说，后来能讲一些了，我跟抓我的一个警察说，“我是被骗来的，能不能救救我?”那警察什么也没说，后来我被放了，买买提把我接回去，我看到他塞给那警察一块手表。那天晚上我又挨了一顿毒打，那之后我就不想逃了，跑不掉。
新京报：绝大多数警察还是好的。
哈里克：那是我们要打交道的另一类警察。小老板还教给我们对付警察的技巧，首先装作不懂汉语，问什么都摇头;其次是自残，我们从小就练习在嘴巴里含刀片儿，刚开始经常割到舌头，满嘴血，后来就熟练了。如果被抓了就在脑袋或脖子上割一刀，刀口不会太深，但流血一定要多，不够的话就撞墙，这样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
你可能会说我可以向他们求助，但小老板就会派人在外面等着，况且那时还小，父母找不到，跑出去了也不能独自生存。
新京报：从小看到的大多数都是丑恶的。
哈里克：是的，看不到希望。在东莞和我同龄的孩子，他们有父母陪着，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任务，任务。我整个童年完全是扭曲的，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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