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清廷委派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起家的名臣丁葆祯任四川总督。丁葆祯是贵州人，深知贵州不产盐，贵州人吃盐都由四川运入。而由于制度不存、运销混乱、价格奇贵，造成贵州民间缺盐甚至无盐，一般民众多为淡食，向有“吃盐当过年”之说。丁葆祯上任伊始，便派他的朋友、后来做过云南巡抚的遵义人唐炯督办盐务，负责整顿四川盐政。唐炯又推荐另一个遵义人华联辉协助，丁葆祯很欣赏华联辉的人品才华，三人相见，一拍即合。
应该说，这一次盐政整顿是非常成功的。
首先是四川盐税收入由整顿前的每年七千余两，激增到百余万两。然后因为有了顺畅的运销渠道，较为稳定的制度和价格，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黔人吃盐的困难。而当初毅然出山，协助唐炯整顿盐务的华联辉，由于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机会，不仅把差办得漂亮，而且在把川盐运销贵州时，他在仁怀、纂江、叙永、涪陵四大口岸中，得到了其中两大口岸的部分垄断权。在十余年中，由遵义乡下一个虽然读书中举、却无官无职的小地主，一跃而为贵州的首富。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贵州的老百姓还流传着“唐家顶子，华家银子”的谚语，以形容其多。这个谚语中的唐家，即前面提到的唐炯和他代代做官的子孙们。而所谓华家，就是华联辉所开创的华氏工商业家族了。
华联辉垄断的仁、叙两大口岸中，最主要的便是仁岸，也即茅台口岸。由于有赤水河通航之便，茅台口岸便成为川盐销黔的最重要码头。太平天国时，茅台口岸曾遭到严重破坏，这时又渐渐从那场兵火灾难中苏醒过来，一时人烟重聚，商贾云集。而华联辉由于身负整顿盐务的责任，又在茅台设有盐号，就经常在赤水河一带奔走。他是一个被儒家文化滋养很深的人，笃信仁义礼孝。即便在他非常有钱、十分荣耀之后，每次还乡，他都必定离家十里就下轿、更衣，让从人返城。自己则青衣小帽，让仆人挑一担礼物，暑天一顶笠，雨时一把伞，步行回家。
一次，他从茅台回到家中，家人设宴洗尘。席间，华联辉的母亲忽然提起一件事，说“长毛”之乱前(即太平军进入贵州)，她曾在茅台地方喝到过一种非常好的酒。不知道平乱以后，这种酒还有没有?要是没有了，还真可惜。华老太太不知道自己唠唠叨叨的这一番话，无意中竟放在了儿子的心上。华联辉再到茅台时，就吩咐手下去寻找这种“很好喝的酒”，以遂母亲的心愿。谁知这桩他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原来，经过战乱，酒房倒了、酒窖填了、酒工死了，茅台的酿酒行业除了一片残砖剩瓦，已不复存在。
华联辉虽然没能找到母亲当年喝过的那种美酒，但他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决定重建一个酿酒的作坊。以他的财力和能力，几个月后，新作坊就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那时候还没有工厂这个概念，华联辉给这个新生的华氏家庭企业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成义烧房”。这是在同治六年，也即公元1867年发生的事。这个“成义烧房”，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茅台酒厂的雏形。后来王视天下的贵州茅台酒，也就这样在一个母亲的闲嗑和一个儿子的孝心里诞生了出来。
华联辉初建“成义烧房”的时候，他的盐号生意正蒸蒸日上，银子如流水般哗哗涌进来。依照他的本意，这烧房所烤之酒除了家中自用，主要是用来馈赠亲友，满足生意应酬，并不是拿来卖钱的，因此产量很低。没想到的是，华家有好酒的消息不胫而走，前来索要此酒的人络绎不绝，踏破门槛。华联辉开始还很高兴，来者不拒，慷慨赠与。渐渐要酒的人越来越多，并日益成为一个负担，华联辉不愧是一名富有眼光的商人，他从中看到了巨大商机。华联辉决定趁势扩大产量，明码标价，正式把美酒推向市场。这一决策对华联辉来说，既解了人情之苦，又多了一项收益，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的华联辉不可能预想到，他苦心孤诣的经营主业并使自己成为一代巨富的盐业，随着时代的步伐早已不复存在，而他当初在不经意中栽培的一棵小树，却在后人的精心培育下成了参天巨木。而茅台的故老乡亲们也没有想到，那仅只在传说中流传了数百年的“王气”，终于在这一坛坛清冽的琼浆玉液中升腾而起，最终成就了茅台酒业今日王视天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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