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杨度想做“帝王师”
湘人杨度，曾跟随大儒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此后一直以做“帝王师”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曾几次东渡日本，精心研究君主立宪制度。期间虽然与汪精卫、孙中山等人来往密切，却始终坚持自己特立独行的政治见解，主张君主立宪是中国最好的政治体制。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被清廷重用，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成为名噪一时的“宪政专家”。而杨度也对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心存好感，认定他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非常之人”，从而为日后充当袁世凯的“帝王师”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他一边表示赞同君主立宪，向清廷效忠，一边与革命派进行政治谈判。最终，革命党人答应了他提出的当总统的条件，袁世凯的政治立场迅速从支持君主立宪变成赞同民主共和。而在杨度看来，袁世凯之所以这么转向，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一旦大权在握，还是有可能回归君主立宪的。因此，杨度在南北调停期间向各省游说时就预言，即便用总统名称，袁世凯仍可以成为“拿破仑”，使共和再为君主。
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直陈“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观点。随后，他与孙毓筠、严复等共同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而袁世凯也对杨度投桃报李，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实际上，由杨度等人导演、袁世凯主演的这一场复辟闹剧，一出场便遭到举国唾骂。杨度的两位昔日好友梁启超、蔡锷率先倒袁。杨度组织筹安会时，曾派人到天津征求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不仅没有支持，还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其进行了驳斥。
此后，全国各地倒袁活动此起彼伏，袁世凯随后被迫取消帝制，至此一病不起，遗言“他害了我”。这个“他”指的是谁，至今没有定论。但也有人说，袁世凯临死前大呼的四个字不是“他害了我”而是“杨度误我！”
无论如何，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杨度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二人对君主立宪的理解并不一致。杨度之所以固守己见，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更适合中国。他在《君宪救国论》中指出，当时的中国民众还无法真正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如果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而君主立宪既可以通过君主制度防止未来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的动乱，又可以通过立宪实现民权。
反观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袁世凯，却利用杨度对君主立宪理论的鼓吹，欲实现君主专制政体，因此，他虽然表面对杨度推崇有加，其实并不想也不敢对其委以重用，仅仅授以参政院参政等闲职。因为真正的君主立宪仍然是一种现代政体，与君主专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是以即使袁世凯大呼“杨度误我”属实，也不过是其推脱罪责的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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