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乾隆的收藏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内府制造的。乾隆皇帝尤其爱玉成癖，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的生产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丰。仅一件“大禹治水”的玉山，将玉料从新疆经水路运到北京，后又转运到扬州，制成后又运回紫禁城，就先后用去10年时间。这座超大型玉雕，高九尺五寸，重一万零七百多斤，堪称玉器之王。现在这座玉山就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接受游人们的检阅。同时接受检阅的还有上万件大小玉器，这多半是乾隆时期收藏的。
数十年从全国搜剔到的艺术精品，乾隆鉴赏后往往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让各精其道的儒雅词臣，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经皇帝审定，再编印成书，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系古铜器目录集，《西清砚谱》系古砚目录集。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载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旬《伯远帖》最为乾隆所钟爱，乾隆十一年他将这三件东西藏在大内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
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戏鸿堂帖》中“柳公权书兰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为这个原刻本填补阙笔的全本、董其昌的《兰亭序》临本，以及乾隆手临董其昌《兰亭序》本—— 一共八种《兰亭序》本墨迹刻石，名“兰亭八柱”。
除了书画之外，乾隆皇帝还热衷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除了宫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乾隆的收藏之富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单纯从收藏的数量来看，乾隆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皇帝。一份1816年的清单显示，当时有15000幅字画装饰着从北京紫禁城到察哈尔的皇宫，其中有2/3是1644年以后的作品。真的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句古话了，这不仅记录了那一时代国力的空前强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宏伟气象、艳丽繁复的审美情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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