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标识以具象的印刷,用木版、毛笔为主要元素,辅以光岳楼和东昌湖背景,采用藏书票形式,凸显明清时期东昌府书刻、制笔业的鼎盛,兼及木版年画,体现了聊城的深厚底蕴。 □王宁 设计
□ 高文广
聊城旧时流传一句俗语,叫做“东昌作坊,书笔两行”。它说明,在东昌府所有手工业作坊中,书、笔制作业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清代东昌府城至少出现过50多家书庄,30多家笔庄。这些作坊集中在楼东大街、东门口“瓮圈”内外,并延伸到东关大街。
书庄笔庄竞相开
历史上,聊城印书业兴旺,在江北有着突出地位。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图书出版事业”部分中说:“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曹之著的《中国古籍版本学》在“清代刻书的特点”中也说,清代以北京和江浙地区刻书最多,“东昌刻书也比较发达”,书中还引用了《老残游记》的相关描述。
通过查阅《聊城市志》、《聊城文史资料》等书籍、研究山陕会馆碑刻,搜集、查询有关书庄的大量实物或图片,笔者确定,清代东昌至少有52家书庄字号。其中39家见于记载及碑刻,13家虽未见记载,却有实物图片等资料证明。这之中,能够证实出版过图书的书庄有二酉堂、三合堂等45家。
楼东大街的毛笔制作销售业,同木版刻书印刷业一样兴旺。据《聊城商业志》记载,道光年间城镇毛笔作坊有30家,年产毛笔300万支。晚清到民初,见于志书和资料记载的毛笔店铺主要有余子尚、玉山堂、鲍乾元、魁元堂等。其中,鲍乾元、魁元堂等笔庄同时也是书庄。
坊刻规模甲北国
东昌刻书业在明中后期开始出现,到清乾隆年间初步繁荣,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鼎盛阶段。咸丰以后,运河漕运开始衰微,但是东昌府的很多书庄依然顽强生存下来。咸丰、同治年间,受漕运一度停止的影响,书籍销量锐减,印书相应减少。而到了光绪年间,书业出现复兴,东昌重现书庄林立、竞相刻书的盛景。这时,书业德、善成堂凭借享誉全国的声誉和精美的图书,雄居于东昌府书庄市场的龙头地位。宝兴堂、有益堂、文英堂等众多书庄也出版了大量图书。这使得东昌府书业在北方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东昌书庄立足于刻书印书,发挥运河通航优势,大量批发给南北书商,使东昌府图书广销天下。
北京琉璃厂有120多家书店,仅有三分之一书店有刻书记录,刻书最多的书店仅刻书数十种。而聊城地方史料记载,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四大书庄各有书版数百种,有的甚至上千种,三合堂更是刻印过二百多种小花页。这么大的出版量,是北方城市无法比拟的。可以这样说,当年,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图书贸易中心,而东昌府则是北方最大的坊刻印书中心。
清末,旧书换为铅印“洋书”,由于原有的基础,上海中华、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都在东昌府设立过分销处。到1921年,中华书局还建起了聊城第一座二层楼房。这都是后话了。
毛笔曾经名天下
东昌毛笔是著名的地方特产。东昌毛笔传统的制作技法世代相承,选材精良,工艺精细,经久耐用,行销全国各地,声誉远扬。
创办于光绪年间的“天和永”笔铺,以毛笔品种全、质量优而远销南北数省,南京、上海销量最大。主人刘宪章、刘润章兄弟自幼以讨饭为生,少年时进笔庄学徒。刘宪章学“干作”,刘润章学“水盆”。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两人掌握了精巧的手艺,自立门户,于楼东大街路南开设笔铺。民国年间,该笔铺分为“天和永锦记”和“天和永润记”。据“天和永”后人回忆:“在家中经营时,记得在住宅南有个院子,七八间房屋当制笔作坊,工人十多名。”
东关大街的“万合堂”笔庄也创于清末,由罗敬文、罗敬武兄弟经营,前店铺,后作坊,自产自销,批零兼顾,聊城失陷时停业。民国后期罗敬武移双街重新开张,数年后又移南河涯。生产品种主要有狼毫小楷和羊毫大楷。由于做工精细,货真价实,经久耐用,罗敬武成为东昌制笔名师,解放初期生产的“中苏友好”和“前进”牌毛笔,畅销于省内外。
编辑：梁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