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李鸿章虽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但他对曾国藩传授其他的东西，更多的只是吸收其“术”，不顾其“道”。
曾国藩一生以诚为本，李鸿章则喜欢撒谎。在湘军幕府时，某天，李鸿章谎称头疼，不愿参加曾国藩主持的早会(集早餐与议事于一体的聚会)，曾国藩几次派人去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看到老师生气了，李鸿章只好披上衣服，匆匆前往。曾国藩板着脸没说话，待李鸿章吃完饭，丢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耳。”然后拂袖而去。
在用人上，李鸿章与曾国藩也有极大差异。曾国藩提拔将领，除了军事素质，还很看重其操守和学问，湘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书生，有科名者竟达三十多人。曾国藩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的这些部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李鸿章用人只看打仗的能力，强调用利益笼络人心。他觉得读书人想法多，谁都不服谁，在战场上很难协调，相反，那些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武夫”倒可以唯主将之命是从。
曾国藩固守原则，李鸿章则看重权变。
19世纪70年代初，天津发生捣鼓教学、杀害洋人的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曾国藩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所谓洋人教士杀婴儿的事纯属谣传，在谈判中，他先是向洋人道歉，当即决定将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洋人不同意，非要将这些官员杀了抵命。几经协商，达成协议：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支付赔款49万两白银，并派政府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协议一出，国内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指责曾国藩是“卖国贼”。在此种情况下，朝廷只得命令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
李鸿章一接手，就表现出了与老师全然不同的做事风格。他一面与洋人讨价还价，一面暗地里与俄国沟通，因为俄国只要赔偿“经济损失”，不要求人命相抵。李鸿章趁机改动判决，将原来的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又令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名死刑犯杀了，忽悠外国人说已经行刑完毕。那些流放的官员，在避过风头之后，李鸿章又将他们一一招了回来。
李鸿章只学老师的“术”，无视其“道”，并非学不到，而不想学。
曾国藩来自交通极不发达的湖南中部乡下，他的价值观是儒生的;李鸿章来自自古以经商著名的安徽，其价值观是商人的。前者讲精神坚守、讲诚信、讲名誉，后者讲物质利益、讲计谋、讲机变。
在正常时代，道可以战胜术;在晚清那种非正常的时代，术往往打败道。
从曾国藩与李鸿章身上，不难看出一个时代流变的轨迹。
编辑：齐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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