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青年报，随着南京市委书记季建业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伴随其政治光环的褪淡，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学位与官员身份的暧昧等问题却如阴影开始显形。从党校干部班的学员到法学博士、做名校博士后，官员如此旺盛的“学术追求”，引发公众遐想。
官员的学历为什么越来越高?越高的学历就代表卓越的能力吗?官员为什么对高学历如此重视?高学历对官员意味着什么?文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官员真正的含金量应该是什么?从上面的新闻中我们能逐步产生这些疑问，透过事情的表面，我们不应该从官员本身的爱好兴趣去思考，而是应该从社会发展和体制层面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于学历的重视，应该是从党提出建设“四化”干部队伍的时候开始的，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首次提出：“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就是建设“四化”干部队伍的最原始的版本。到1981年，党的十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提出：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再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正式写入党章。此后，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就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针。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明确的方针，在干部队伍中掀起了重视学习、提升自我的热潮。
但是在实际中如何把干部“知识化”这个量化成具体可操作的评判，这就成了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如果没有衡量标准，很容易造成管理混乱，到底什么样的干部才算得上是“知识化”?在那个“千军万马考大学”的时代，学历就成了最显著的“招牌”，于是，学历就成了“知识化”的“硬杠杠”，而这条硬杠也成了官员想要进步、突破提拔限制的“必攻”之门。
这应该可以说是当下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道硬伤，在那个改变出身只有考大学的年代，学历的含金量是明显且有效的，但是到了当下这种各行业迅猛发展，不断拓展和衍生的实际状况下，社会已经成为“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我们每天都需要更新知识，如果不更新我们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再者，真正的学问并不只在书本中，工作生活中的领悟同样也都是学问，而作为官员，要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是单一的知识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各种学科都要有所涉猎才行，所以要在当下社会做好本职工作，官员学习的散碎化要比专业化更加实用和适用，而这种潜移默化的散碎化学习是无法用学历来衡量的，但是不用学历这个“硬杠杠”，在操作层面我们又无法体现出公平公正，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官员们为了提高自身的“含金量”，突破选拔的“硬杠杠”，只好到学校里去求得一个更高一层的学历，即使到现在，干部管理的“三龄一历”(“一历”就是学历，)依然是认定干部是否具备提拔资格的硬性指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高级官员们都会有一个“学者型”华丽外衣的关键所在。
但是这学历真的名副其实吗?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符的，因为官员们追求学历的本质从最初那种增加自身学识的积极状态，逐渐嬗变为弄到向上一层“门票”的功利状态。使学习的导向变成了“镀金”的表演，官员工作繁忙，还要应对专业的学习任务，以个人的精力完全不够，由此所引发的抄袭拼凑、秘书代笔、权力打通、金钱买定等问题也就很自然了，这透露的最大问题，不在官员们追求学历的思维上，而在于我们干部队伍建设“知识化”的严重僵化上。通过近年干部提拔所出现的问题，我们已经意识到“唯学历取人”的弊端，但是在实际中，我们依然执行的是“唯学历取人”的标准，在很多时候，学历的含金量远超出工作的实绩和群众的评价，不把这个根本问题改变，官员们热衷于追求高学历的潮流就不可能改变。
当然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官员的学历，如果全盘否定，也就是在变相否定我们当年所确定的“四化”方针，不全盘否定，那就需要我们给予修正和完善。一名官员，他真正的含金量到底应该是什么?从行政的角度来分析，是他施政的能力，而非是他本身的学识;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是他治理的成效，而非是他文采的高低;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是群众的认可，而非是他“傲人的才学”，从这点来说，官员真正的含金量不在于文凭的高低，而在于群众“口碑”的优劣。
当社会开始对官员的高学历开始诟病时，也是我们该深刻反思干部“知识化”认定标准之时，学历只是一个人学习经历的凭证，它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的学识水平，一个人能力水平的高低，不在学历的重要，而在“学力”的重要。作为官员，我们不反对他本身的好学上进，但是我们应该把这种“唯学历”的选拔体制妥善修正，让“学历”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让“知识化”的内涵不再生硬僵化为学历的高低。当官员们明确意识到学历不再是选拔的“硬杠杠”，真正的含金量来源于实际能力、工作实绩、群众口碑时，官员们自然会从追求高学历的狂热中冷静下来。
作者：沈剑
稿源：齐网
编辑：梁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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