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讨公道”
静默了半个世纪，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彼时，民间掀起对日索赔潮，许多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方追责，“慰安妇”是其中重要一支。
李贵明首先想到了张先兔。1993年，他第一次找她。
“她什么都不肯说。”李贵明回忆那次会面，“她和老伴儿郭妹栓一个坐在炕边低头不说话，一个坐在柜子边的矮凳上不停发抖。”
李贵明一次次地登门游说。这个同村的后生拿报纸上学来的中日关系、国际局势劝说老太太，不管用;讲赴日劳工、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工作，也不管用。
直到有次说，“你就真的咽得下这口气，把受的罪都带进棺材?”张先兔才松了口，那是1994年，李贵明已找了张先兔不下20次。
1998年，在已有两批老人起诉日本的前提下，张先兔和另外9名“慰安妇”代表一起，加入了对日诉讼的队伍。
2000年，此案开庭，张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证。
办护照、申请签证、书写材料，所有前期工作都是李贵明帮忙。一直到去日本之前，张先兔的两个儿子都不晓得她在忙什么。1993年开始，每次碰面他们都刻意避开小辈。
张先兔和多数老太太保持了一致，关于过去对晚辈们只字不提。
李贵明将张先兔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机场。“当时她挺高兴，挺乐观的。”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也在变化，跟参与起诉的老太太一起，大家相互影响，心里的结慢慢松了。
“去日本，讨公道。”张先兔一直有肺气肿的病，常常一句话说不完就要停下来，被问到14年前唯一一次出国经历，她喘着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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