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还是一名乡村中学教师的我，曾经有一个设想：如果哪天能到上海，一定要去专程看一看复旦大学和《少年文艺》杂志社。
当时的我是上海《少年文艺》的忠实读者和投稿者，刚刚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一杆洞箫》。那时的我，非常希望能在做好教育工作的同时，当一名优秀的业余作家，沿着文学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对文学杂志的那份虔诚和敬重是可想而知的。说到复旦大学，则是因为她曾经是我家庭里父一辈、子一辈的一个梦。
正如我在随笔《我的“教师世家”梦》里所提到的，1961年夏天，作为山东省利津县第一中学(时名沾化县第二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的父亲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毅然决然报考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父亲的梦很完美，想依靠新闻写作建功立业，实现自身的价值和人生的理想。但因为受三年自然灾害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当时国家已先后制定出台《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售的九条办法》，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确定从1960年底开始，全国城市人口在三年内减少2000万人以上，1961年至少要减少1000万。而全国高等学校，也由1960年的1289所减至1961年的774所。对于这些，父亲他们并不甚了解，青春年少的他们更难以想象到高校“缩招”的残酷。那年的高考，父亲和他的同学里边，只有少数几个有自知之明的，因为报考志愿比较适中而被录取，所有报考名牌高校的无不名落孙山。
父亲由此回到农村老家，开始了他30多年守望乡村的教学生涯，只将自己对复旦大学的那份情愫深深植入心底。在我们孩提时代，经常会听父亲讲起自己当年的梦想。很难说清，这是对机遇的一种惋惜，还是对孩子们的一种暗示，或者兼而有之吧。当然，20世纪80年代读初中的我注定无法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去冲刺复旦大学。因为接受父亲母亲过分追求学业，最终“过犹不及”的教训，我提前报考了中等专业学校。就让更多梦想暂且埋在心底吧，那时的我首先需要拿到一个吃商品粮的铁饭碗。同样的，我对复旦的那份难以描摩的期望也会不时复苏。有一段时间，我鬼使神差地从省城买回一大摞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业务书籍，有几本直接就是新闻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有几年，我连续订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很难说清，那到底是个人实现的一种追求，还是潜意识里的一种发泄。但我买了、订了、读了，读得很认真、很虔诚，艰辛、盲目中夹杂着超脱。没有想到的是，当年这份孤独的努力，为我后来从事新闻事业、关注更多历史、人文和社会话题打下了基础。而从业新闻之后，我也真的有机会到上海出差了，但由于来去匆匆，拜谒复旦大学和《少年文艺》杂志社的想法一直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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