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假设中值得争议之处，并不在于其宣称人充满敌意、破坏性和残酷，也不在于这些反应出现的频率和程度，而是在于它宣称，通过行动和妄想表现出来的破坏欲本质上也是一种本能。破坏欲的程度和频度并不证明它是本能的。
这个假设暗示敌意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出现，它在“等待被激发”，“我们如果失去了那种满足就会惴惴不安”，这里的满足指发泄敌意的满足。因此，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没有足够的理由而心怀敌意和破坏欲。如果敌意有足够的理由，如果敌意只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当反应，那么破坏本能的假设本是微不足道的证据也失去了。
表面上看，弗洛伊德的观点似乎颇有道理，他认为人往往因小小的刺激而生出大大的敌意或残酷。一个安分守己、不惹事生非的孩子可能遭一顿毒打;一个同事没有受到他人的阻碍也可能贬低他人的人品或成绩;一个患者即便得到了很多帮助也可能充满敌意;一群罪犯可能痴迷于对不曾危害到他们的无辜者施以暴行。
确实，外部刺激和因它而发的敌意似乎常常不成比例，但问题仍是：敌意是否一向没有足够的理由。精神分析治疗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材料。
无疑，一个患者尽管心理明白分析者已给了他帮助，但仍可能恶狠狠地贬低对方。他可能心理希望败坏分析者的名声，或甚至真的这么做。他对分析者的努力报以极大的怀疑，怀疑分析者会误导他、伤害他或利用他，分析者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事去引发如此强烈的敌意。当然他有可能术道不精或缺乏耐心，他的解释可能不得要领。但是，回顾以往的治疗工作，人们一致认为即使毫无错失，患者的敌意依然抛向分析者。上面的例子，可能很好地说明，敌意没有外部刺激也可产生。
事实果真如此吗?由于精神分析情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即患者和治疗者可以较准确地知晓对方的心理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做出否定的回答。这种情境的核心是：患者的敌意是防御反应，而反应的程度同他感到自身受到伤害和威胁的程度完全成比例。比如患者脆弱的自尊会使他感到整个分析过程是种没完没了的侮辱;或者他对分析者的期望过高，以致相对而言他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和愚弄;或者他由于焦虑而需要得到过多的关爱，因而感到分析者在不断地拒绝他基至于讨厌他。患者也有可能把自己对完美、无限成就的苛求投射到了分析者身上，因而感到分析者正在期望他做不可能的事或不公正地责备他，所以患者的敌意是对分析者行为作出的顺理成章的反应，虽然分析者的行为实际不是如此而是患者感觉其如此。
在其他诸多情境中敌意和残酷也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其过程也相似。这种假设，似乎颇有道理。但是，如何解释侵犯者对无辜受害者施暴的现象?就拿折磨动物的孩子来说，环境使他产生了多少本不大可能对强者产生的愠怒和忿恨?我们还须回答同样的涉及有施虐妄想的小孩的问题：我们须证明，这种的敌意不是对环境刺激影响作出的反应，或者说得明确些，我们须证明，幼儿身上的施虐行为妄想，是否也出现在因有温暖和尊重而感到愉快和安全的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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