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后引发的“陈寅恪热”与思考
1996年初，《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人不晓。
据陆键东回忆，“一九九六年三月下旬，上海举行第十一届文汇书展，三联书店带着一批新版书参展，在三月中才印出少量样书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数十册被带往上海随附上架，结果引起轰动，被评为‘没几分钟便被争购一空’。随后后四、五月间海内外出现了第一轮的热评。”随后的五年间，三联曾先后6次再版加印。
在张求会看来，由此引发的“陈寅恪热”与90年代初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草草收场不无关联。“晚年陈寅恪近乎传奇的遭遇，经过作者的着意渲染，满足了各类读者的不同需求，更让苦苦寻觅中的知识界如获至宝原本模糊不清、苍白无力的‘人文精神’，终于因为‘晚年陈寅恪’的及时出现而变得具体生动、真实感人。”
与此同时，评论界对陆作鲜明的语言风格、“非专业史学”的身份也提出了质疑。书评人止庵曾批评说“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时至今日，止庵依然坚持当年的观点，他特别强调，自己并非抹杀陆的学术贡献，但陆的语言过于煽情，有碍读者客观地审视历史本身。“时代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问题，但陈先生的话有具体所指，将其抽象化，并不符合陈先生的原意。”
南都：最后的手写定稿曾失窃，为何没有保留副本？得知此消息后你什么心情？
陆键东：当时是手写稿，誊清时没有做复写。因为抄的时候，一边抄一边寻找有什么值得改的地方，并直接在誊清本上加上去。唯一的一本正本寄往北京。当得知半部稿子丢失后，内心是格外平静。
在此之前，我知道了太多知识分子的悲惨故事。1957年“反右”后，中大教授级的右派分子，有不少人没能熬过漫长的二十年，在“文革”前或“文革”中，都先后魂归泉壤，他们的书籍与手稿随即也就星散。
南都：有没有想过书出版后的热销？
陆键东：没有想过热销，此后两年更感孤寂。
南都：围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出现了一些质疑，比如你“非史学专业人士”的身份，对此你怎么看？
陆键东：没有很放在心上，当年已经很自信该书90%以上的内容都是独创的。仅此，就可以领略到写作者最大的欣慰了。
开始听到讽刺的声音内心是有抵触的，后来慢慢释然，以后更加平静。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心头，也让我顿悟世事。中大一直有声音对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愤愤不平，直到现在这种观点依然存在。所谓愤愤不平，就是认为陈氏不配，陈不能造原子弹，也生产不了粮食，却被照顾得那么好，很难服人云云。我的书提到一个情节，没有展开，现在可以在这里展开：
1962年7月，陈先生摔断了腿，住了半年医院，1963年1月回到家中。1963年是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达到高峰期，他除了有牛奶、鱼肉、粮油、进口药物等补助外，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另外给他安排了三个半护士，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照顾是空前绝后的。这是常人的看法。偏偏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夫妇常常抱头痛哭，这不但有档案记载，而且我访到了曾亲眼目睹这种情景的人。档案记载的是北京贵客来访陈宅的见闻。可知两处反映陈氏的“痛哭”，非指同一件事。陈寅恪享受着所谓最好的待遇，可是两夫妇却在为人生的悲哀而哭。陈先生是否哭“国事”我不敢肯定，但是陈氏是哭自身、哭一生的不幸，哭“业将不传”、“文化将毁”，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个细节说明陈寅恪的精神世界，与平常众生迥然不同。它也表明，陈氏绝不苟且。
不同的意见，可以不喜欢我这样写陈寅恪，但不断出现的一些新史料，只会令《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的陈寅恪，其历史面目越来越清晰。
南都：还有种说法是陈寅恪热热得没有道理，因为陈寅恪的学问冷门，史学不是显学。你又怎么看？
陆键东：陈寅恪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历史中的陈寅恪实已超越了某门学问大师这一层面，而化成一种文化现象。有“史心”，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很高境界，史心包括才学、通识、博大。陈寅恪不但有史心，而且有“人心”。人心者，包括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能得其一，已是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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