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你当时怎么想到用档案这种方法入手去做调查？
陆键东：我在中大的几个师长都是学历史、法律与图书馆专业的，他们谈论历史时的“证据意识”让我记忆深刻。他们即使对曾参与其事的往事回忆，最后总会慎重加多一句“此事应有记载可查的”。我当时就认为，老先生们不是让我去查档案(当时“档案”两字仍十分神秘)，而是表明他们的回忆是可以有其他凭证证明的。后来我就明白，五六十年代陈寅恪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中大校方一般都会在有关会议上议一议，重要的会议还有可能存留记录。
南都：请你也谈谈对高守真、邓广铭、王永兴等前辈或知情者的口述经历。
陆键东：1993年，在掌握了一定的材料后，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追寻知情者上。高守真是一个快将被淹没的普通中学老师，历史系的现职教授从未有人提起过她，我只是有一次听端木正老师说过一句“陈师母唐筼很喜欢一个叫高守真的女生”，便从此追寻她的下落。费了很大力气，才获得她在广东澄海县的情况。首先和她通电话，记得首提陈寅恪，我明显感到电话那边她要把在脑海里已经封存的记忆重新“拉回来”。我印象中她没有当场答复我，而是说你第二天再打电话来。她给自己留了一个时间，以便重新返回那个世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完全不同了。一进入陈寅恪的世界，一生所感好像泉水一样汩汩而涌，才华在那一刻展现。让我最难忘的是，她只谈先生的好，其谦恭让我震惊。直到两人见面时，才知老人其实不太善言辞。再后来，少数与她中大同班的老人提起她，只说她是个普通的学生。但恰恰是在对陈寅恪老师的“谦恭”上，高守真是我在岭南地区见到的极少数人之一。
邓广铭先生一提起陈寅恪，脸上就放着光，王永兴先生基本上也是这个情形。王、邓两老是名教授，陈先生是他们的学术指路人，他们谈先生是理所当然的。老师与学生都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佳话。高守真却没有这些光环，但从她身上完全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修身带来的烙印。为什么陈氏夫妇那么喜欢她，只有一个解释最接近真实：高守真非常忠厚。陈寅恪夫妇不一定看中所谓的才华，而是在她身上可以感触到传统家风与道德习气的优良。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套自我认知的价值标准，在这个标准里“修身”是第一位的。我研究陈寅恪最大的收获，是在寻找先生的好友、学生的过程中，从这些前辈追忆里看到了知识分子修身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半个世纪以来都被不屑一顾的。
南都：能否简要回顾一下写作的过程？
陆键东：1993年的夏天，我在重庆的假日酒店里，事前一点计划都没有，压抑不住的激情，很意外在这个酒店开始写出了第一、二章的初稿。现在想来，是胸中积累了太多的素材，虽然重庆不是我要决定开笔的地方。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活在陈寅恪的世界里。我本身是专业创作员，不用上班。我辞掉所有的兼职工作，每一天醒来就是在苦思冥想。后来有人说是不是夸张了一些，我一笑了之，没什么好解释的。
开笔的前后两年，几难自拔，现在回忆，当时的心灵倾诉，尚有一个世界可相依。每当写作思路凝滞、焦灼不安时，（我）本能地马上回到中山大学康乐园。很奇怪，那真的是一块福地，一回到康乐园，头脑顿醒，思路顿开。好几次急不可耐就着身边的片纸录下思绪，很怕瞬间即逝，试过深更半夜回到中大，就在陈寅恪故居附近来回走。大部分时候，一觉得写不下去，即重新进入学校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图书馆是十多个小时都开门，档案馆则上班时间开门。又或者马上打电话给中大的师长，请求谒见。端木正、刘少雄、李稚甫，以及陈先生的女儿陈美延老师，这些长辈多年来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有记录可查，这些前辈在这段时间对我的耳提面命，多者达数十次，少者亦不下六七次。至于前后拜访两三次的中大学者，也有二三十位之多。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历史系的教授姜伯勤先生，当年他大概50岁左右，时在壮年，身体尚佳。姜先生有一特点，我请求谒见，他总说我们在电话里交流吧。姜先生的谈话风格鲜明，他不提供具体的事件(而我最希望探寻的是众人不知道的历史)，可是他对于历史事件的点评非常精彩，往往我告知又找到何种材料时，他即作评论。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若没有“真材实料”，你就无法与大家对话。我是亲身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
事实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凝聚了康乐园几代人文学者的精神。
相关新闻
我说两句
推广
热点排行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