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搜集、寻访当事人、写作
聊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氏家族研究专家、广东省行政学院教授张求会对陆键东在90年代初就表现出的档案意识佩服不已。“从史料的挖掘和档案整理中还原历史，这原本是一个常识。历史档案就在那摆着，你干嘛不去找？让一个编剧出身的作家，或者说‘非真正历史专业研究’人士抢先做了这项工作，对专业研究者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提醒。”
陆键东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的积累上写就的。“四千字的书写背后，可能要准备20万字的档案资料。”尽管在档案调阅和口述采访过程中，遇到不少所谓的“惊人内幕”，却因孤证只能舍弃。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人称道的一个典型材料，是1953年12月1日汪篯记录的陈寅恪自述《对科学院的答复》。人们在评论晚年陈寅恪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时用得最多的两个成语惊世骇俗’和‘石破天惊’其实最适用的对象正是这份自述。”在张求会提到的这份《答复》中，陈寅恪提出了这两条要求：“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这也是后来的学者使用这本书，愿意把它相关一部分内容当作史料来使用最主要的依据，也是其史料价值所在。”张求会说。
南都：有人统计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全书531页，引文的标注达524处，其中标明所引材料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标注49处，标明所引材料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标注52处……此外标明引自‘复旦大学档案’与‘广州文化局档案’的各1处，还有将档案、资料原件直接影印在书上的地方8处。以上所用材料与档案馆藏直接相关的地方共205处。”能否谈谈当时你对档案的运用？
陆键东：这是一段令人很难忘的历史，虽然距今只有20年，但已有了沧桑感。1987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档案法》。1990年“档案法实施办法”实行，十分有幸生逢其时。以我个人的感受，当时档案界最大的意识是服务。此“服务”与现在所说的服务有区别。当时的服务主要指为改革开放服务、为解放思想服务，尤其后一个服务是打开了禁区。其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是把档案作为一种历史的财产来看待。那几年我先后在多个档案馆查档案，受到馆中人们的欢迎，尤其知道我在做历史研究时，更获得他们的尊重。现在有关档案机构的对外宣传，大多突出在查房地产证明、出生证明、结婚证明等等世俗事上，其实这些只是档案馆这座历史矿藏中极小的一部分功能。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在数十年难一遇的时期，有意识利用这个宝矿来做学术研究的人，在九十年代初非常罕有。就我的经历而言，许多时候整个阅览室从上班到下班就我一个人。二十年后，运用档案来做学问已成为一种常识，但限于时易势转，当年的条件已不可能重现了。如果这本书当年没有刊行的话，大概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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