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当时跟老教授的聊天有没有笔录？
陆键东：开始是没有的。在当初的阶段没有想到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只是听了就听了，仅觉得很过瘾而已。后来朦胧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掌故，就有意识将老师的谈话记在心里，一跟他们道别即马上记录下来。再后来专心研究陈寅恪，就直奔主题，渴望老师专谈陈寅恪。那时侍师如侍父，很恭敬的，当场打开笔记本，自己先就不好意思起来，老师倒不介意。过了这一关，以后在他们身边侍谈，我就随时拿出笔记本，可以说日积月累，收获甚丰。可能也是这个习惯，直到现在我做采访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带录音机。但当场笔录也有尴尬时，有些不太熟的老先生虽然对你有好感，不过你不掏本子还好，他谈意正浓，你一掏他马上变得谨慎多了，生动的表情立即消失，这种遗憾即使事后听录音，也无法获得当面交流时才能直接感知的那种极真实的历史原有气息。访谈是一门大学问，直到今天我仍然为它的魅力所吸引。
南都：1993年，你辞去工作，“倾全力研治寅恪先生的史迹”。当时你已33岁，做出这样的选择着实不易。这次决定跟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有无关系？
陆键东：30岁前后，我精力非常旺盛，有多份写稿赚稿费的固定工作。当时报刊业、企业文化兴旺，只要我愿意，总有稿子可写，如果勤快的话，每月有三四千元的稿费收入。大概在1992、1993年，我已痛感这样的文字生涯对研究陈寅恪造成很大的影响，一下子决心抽身离去。
这个时候由上海、北京的学者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没有出现。我为什么要结束这种文字生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感已经发现了一个无人知道的宝藏。这时我已找到了很多有关陈寅恪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状况，正如后来出版社的评价那样，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其惊心程度，多年后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每掀动一页发黄的旧纸，手在微微颤抖，心在“呯呯”狂跳。很难想象，诸如陈寅恪提出即使以死相逼也不怕、不参加政治学习等在圈子内引起轩然大波的历史事件，最后竟然是全部尘封在这样毫不起眼的旧纸里面。当它们出现在我面前时，有一种落败、其生命快将消去的陈旧感。当阅读与摘录完毕，捧着这一堆装订不算完整的旧纸，我真的流下眼泪。我已将它看成是一个生命体。那种“三十年只待一人”的激情，变成强烈的使命感。我曾对新婚不久的妻子说，“若然此稿不能出版，从此与文坛永绝”。
南都：在文体上，当时是如何考虑的？打算写传记还是非虚构？
陆键东：20岁以前很喜欢读的书有《史记》、《三国志》，以及中译本《第三帝国的兴亡》、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尤其后两种，我能读出历史因素中的传奇性与生动性。一直很喜欢“传奇性”这个词，历史的演绎有许多种手法，这足以证明历史本身就具有传奇性的特质，我能够从上举书中看出这一本质。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再后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进入大陆，黄氏驾驭文字的能力，亦曾使我心领神会。
南都：你写作的预设读者是怎样的一群人？
陆键东：没有预设读者，只是想着如何将自己所知道的，写成真实的历史，以及自己对这种历史的看法，尽可能用公正、客观的笔调来写。这本书现在看来还有着一种比较纯粹的气质，这种气质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也使这本书两三代人读之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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